早上9点，李松走出高铁站。他穿着简单，身上只背着一只迪卡侬的双肩包。里面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塑料袋。塑料袋里一件长袖T恤，一套内衣，一双袜子，还有一套牙具和一把剃须刀。
李松从上海来，一个人到天安出差。按照他的计划，他在天安只需要停留两天。两天后，他要赶赴深圳。
李松不到30岁，是上海大都会文化公司的市场主管。
纯色黑色T恤，外面套一件灰色或者深蓝色的免烫衬衫，下面灰白色牛仔裤和老爹鞋，这一套是李松的固定行头。冬天，上身就套上写着他母校标志的黑色羽绒服。羽绒服有两件，一件齐腰，一件到脚踝。两件衣服是李松一口气买的。从毕业到现在，每个冬天都是这两件。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去沈阳，他觉得都够用了。
李松的头上永远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戴帽子的习惯，甚至有点抗拒。头上有顶帽子，打篮球很不方便。摘下来扔在场边，打完球就忘了带走。
李松身高一米八，大学的时候除了上课就是在打篮球。他学的专业是“文化产业”，全班只有他一个人，是误打误撞进来的。班里的同学大多是奔着“产业”的目标来学习的，只有李松，看重的是“文化”。
他的本来理想，是做个编剧。
学编剧要参加艺考，初试复试都过了，三试折在了文学评论的试题上。李松酷爱的丹布朗、鲍勃迪伦和卡夫卡在这道题上没能给他加分的帮助，让他在专业考试的总分上败下阵来。
不过李松的高考成绩不差。他轻松考过了这所大学的提档线。报志愿的时候，李松和家里商量了许久，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所他心仪的大学，但不得不去一个并不心仪的专业。
十八岁的李松，在高考后的一个月里，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妥协。
进入大学，李松几乎没怎么在“产业”的相关课程里下功夫。他的时间都用在了旁听文学系的专业课上。
没课的时候，他就去篮球场。常年坚持着团体对抗性运动，让李松的身上有股狼性。这一点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。
毕业前，他找到上海大都会文化公司。带着大学四年里他创作的剧本和文学作品，他叩开公司人力的大门，想找一份编剧的工作。
上海是李松喜欢的城市。很多北方同学都不习惯这里冬天的湿冷和夏日的炎热，但是李松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。
他不介意这些。他喜欢这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流连的小剧场演出。可以坐在酒吧里欣赏一场脱口秀。他还喜欢演唱会、电影、话剧，这些精神的富足感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给到他。
他临近毕业的时间，正好是大都会正在招兵买马的当口。
靠着做电视综艺起家的大都会文化公司，在资本市场上收获了两轮投资，要壮志雄心地做一线城市的线下文艺演出。大都会锚定的是“独立喜剧”这个当时市场的冷门。
市场眼里的冷门恰恰是李松喜欢的热门。
戏剧文学专业毕业的编剧，更愿意写话剧、电影的剧本，想挣快钱就去写电视剧和网剧。李松不是根红苗正的文学专业毕业生，没有师哥师姐引路，要想入行，他只能走旁门。
写单口喜剧不挣钱，可李松喜欢。
他觉得自己和大都会一拍即合，但是大都会却有其他的想法。
大都会愿意接收李松，但并不是作为编剧入职。公司给他开出的职位是“市场拓展专员”。抛开互联网黑话，这个岗位直译过来就是“市场销售”。
岗位职责是“开店”。找到那些适合做线下演出的场所，用最低的成本价谈下，组织演员演出，售票赚钱。
大都会的人力主管和李松谈职场规划。公司的目标是做有互联网基因的文化产业，而李松，正好是这方面的人才。
大学毕业前夕，李松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妥协。为了留在上海，为了距离他的理想能近一点，他接受了这份工作。
从入职开始，李松的头上就多了一顶棒球帽。
这顶帽子，是他毕业时，戏剧文学系的一个同学送给他的。文学系做了自己的毕业大戏，导演系和表演系的同学们都一起参与。演出在校园的小剧场里持续了三天。参加的老师同学都兴奋异常。
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，大家在校园门口的酒馆里喝到酩酊大醉。那是一个没有风的盛夏夜，一群艺术青年在酒精的加持下语言犀利、行为放纵，有人在哭有人在笑，有人拍着桌子痛斥不公，有人旁若无人地热烈拥吻……
李松没能加入他们。大学四年，他始终没能走进艺术的核心。
他从一个小剧场看戏回来，在校门口扶起了一个几乎不省人事、卧倒在机动车道的文学系男生。他们认识，他没道理不管。
他背着他，把他送回了宿舍。
临走时，他被醉醺醺的同学抓住，这顶棒球帽被同学从床上翻出来，硬生生地塞在他手里。
同学告诉他，这顶帽子是自己在剧组跟本子时一个名导演送他的。
李松没有怀疑，那顶帽子的后沿处，绣着那部剧的名字。
喝多了的同学把帽子扣到李松的头上，口齿不清地和李松说：“兄弟，坚持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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